这部“钱锺书先生逝世后以钱锺书为题目的文字选集”，从剪辑到出售，只用了很短时间，加之编者外行，于是荒谬错讹满纸都是。为省篇幅，谨举例以说。
书名“一寸千思”，副题“忆钱锺书先生”，一般读者大概不会在意，实则非常怪诞。“一寸千思”来自钱先生《槐聚诗存》中的《代拟无题诗七首》：“依然一寸结千思。”有人在文章中抄了这句诗（见104页），编者就用作了书名。然而，钱先生作的是情诗，杨绛先生有非常明白的注释：“余言欲作小说，请默存为小说中人物拟作旧体情诗数首。”“一寸千思”是“心结情网，不可解脱”的意思。那么，这本汇集了吊唁、报道、追忆、缅怀等文字的集子，怎么可以用一个表示男女情爱的词儿来作书名呢？
至于副题，也并不确切真切，因为书中拣拾一大堆文字垃圾，有一半篇目跟“思”跟“忆”丝毫不沾边。
前不久，杨绛先生在几家报刊上郑重声明：“近年来出现了不少传说钱锺书的记载。这类书籍的出版，一概未得钱锺书许可；书籍的内容，也一概不由钱锺书审定。钱锺书好像是个公用的题材，人人可以随意写，钱锺书本人没有主权。”这本书编于钱先生逝世后，当然也“未得钱锺书许可”，也就“出现了不少传说钱锺书的记载”，只是“随意”得实在令人吃惊。
许多记载相互矛盾。例如，41页说，钱先生去世时，“夫人杨绛不在身边，当时只有一位学生在照顾他。”而98、195页却说，杨绛在钱的最后时刻“不停地用无锡话在他耳边轻轻祝福”。钱先生非常看重记事的准确，对失实的记载向来很反感（见339、371页）。
又如钱先生女儿钱瑗去世的问题，本书居然有好几种“传说的记载”。32页：“杨绛一直瞒着钱锺书，后来钱老还是觉察到了。杨绛对他说：‘如果我再聪明些，是不是能瞒住你？’钱先生只是摇头。”91页：“父女俩每天靠相互传递纸条保持联系。为了瞒住钱先生，杨绛每天照样交给钱先生，直到钱先生逝世。”163页：“钱锺书是三个月后才得知的。她花了整整十天的时间，慢慢把女儿去世的消息告诉了钱锺书。”336页：“事隔三个多月，始知钱瑗先己而去。”451页：“他们的爱女逝世，这是何等沉重的打击，全由杨先生承担了。”此外，书中收入李嵬《钱瑗和她的父亲钱锺书》（《解放日报》1999年3月24日）一文，却删掉了这样一段话：“杨绛对钱瑗生病住院直到逝世的事自始至终瞒着钱先生”，而钱先生“沉痛地猜出事情的真相”。章廷桦《同窗钱瑗》（《文汇读书周报》1997年9月6日）说，钱瑗死得很惨，而本书所收的《听杨绛谈钱锺书及家事》却说钱媛“没有受什么痛苦就安然辞世”（163页）！
194－195页陆文虎的文章说，钱先生“是一个有福的人”，去世前“没有遭受太大的痛苦”，既能高谈阔论，也能看电视，只是在去世后，北京医院解剖了遗体，才“发现他的胃里有一个很大的癌”。然而483页王岷源文引杨绛亲笔信却说：“锺书身体虚弱已极，日夜沉睡，无力睁目，更无力说话。”书中所收罗洪、谭诚东、李慎之、丁伟志、施亮、陈骏涛等人的文章也作了相似的记载。那么，到底哪种记载才可信呢？著名的北京医院的医术何以低劣得要等到解剖了遗体才会发现“胃里有一个很大的癌”？
上述这些相互矛盾或歧异的记载，编者未作任何订正或说明。
好些该收的文章没有收。例如，书中有一篇钱先生的译文，却没有采用钱先生精心修订过的本子（见张玉书编《海涅选集》）。书中用了郑土生一篇千字随感，却不知道郑土生在《服务导报》1998年12月26日头版头条发表的长文《崇高品德映千秋》。还硬将周振甫20年前的一首赞美《管锥编》的诗拉进来当“挽诗”用，却不知道《书品》1999年头一期上有周老的《〈管锥编〉选题建议及审读报告》。编者转用了一篇《申江服务导报》的文章，却漏掉了信息量更大、足令称钱先生为“先师”“恩师”者生羡纳闷的朱圣?《钱锺书逃避诱惑》（1998年12月30日）。杨武能《师恩难忘》（《出版广角》1998年2月号）堪与傅璇琮、张典姊之作争艳竞爽，也没有收。
入选的某些文章遭编者无端修改。例如，朱寨《走在人生边上的钱锺书先生》发表于南京《锺山》1997年9月号，其中说：“钱对自己的笔记也有记错的时候，‘从笔记中抽出一本，一看，哎呀，打自己的头，记错了，摆进去，又抽一本’（李洪岩）。”本书删掉了这段。朱文原又有：“1995年11月出版的《记钱锺书先生》（大连出版社）一书中收录了潘小松的一篇《钱锺书先生轶闻》。”这里变成：“前几年，我读到潘小松的《钱锺书先生轶闻》。”朱文末尾又说：“‘单纯、拙朴而自然流露，这是钱锺书一生都保持的内在精神气质。’我赞同《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锺书传》的作者青年学者张文江关于钱锺书精神气质的概括评语。”这里删弃“《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锺书传》的作者青年学者张文江”（435页）。陈肩《在“课题组”的日子》有句原作：“白克明《评论钱锺书一甲子》文中说”，这里改为“有一篇文章说”（125页）。如此修改，用心何在？
又如李慎之《千秋万岁名，寂寞身后事》，原作：“第二天一早，又因为《胡绳全书》出版，我应邀参加发行式，那天真是冠盖云集，社科院大院里都叫小汽车给塞满了。而且因为”云云。该文发表四处，被转载两处，都一样，然而在本书中竟然给删改成：“第二天一早，我应邀参加一个会议，因为”云云（187页）。新华社新闻中的“遗体由二三亲人送别”，也给改成“遗体由两三个亲人送别”（3页）。不知编者为什么作如此处理。
不但删改内容，还添加标题。181、182页署名邓绍基、刘世杰的文章其实是春耽写的，题目叫“精神的偶像———中国社科院邓绍基、刘世杰谈记忆中的钱锺书先生”，发表在《经济晚报·新经济周刊》，应归入“访谈”一类。而这书褫夺了春耽的著作权，并把记者的记录充作作者的创作，擅自将邓绍基的谈话题以“钱先生的为人”，《经济晚报·新经济周刊》也径作“《新经济周刊》”。
书中有个“钱锺书生平简表”，一看就知道是抄自张文江的《钱锺书传·钱锺书简易年表》。有“生平简表”这种说法吗？难怪编者要删掉张文江的名字，原来剽窃人家的书，盗伤事主，要灭迹。
因为大模大样复印，所以张书错了，本书也就照错无误。《钱锺书论学文选》1990年出版，张书误作1989年，这里沿误袭谬。张书将《汉译第一首英语诗〈人生颂〉及有关二三事》之“语”讹作“译”，复印者懵然无知。
为掩饰痕迹，编者还特意增减替换词语，结果洋相更多。如二十五岁条，张书：“以第一名成绩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，赴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英文系留学。”再看此表：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教育部庚款公费留学生，入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英文系。”在庚款前擅自省略“英国”，又耳食添上“教育部”，大误。“庚款”是指西洋十四国退回庚子（1900年）中国的赔款，用以办学，列强都有，王岷源就是考取美国的庚款（479页）。管理庚款的是民间机构，不属“教育部”，供给钱先生学费的是“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”。
抄袭者心虚情急，难免看花眼弄串行。如：1942年“开始写《围城》”———提前了两年。搞《唐诗选》是60年代中的事，却给瞎编在1953年———提前了10年。《谈艺录》的问世，《围城》的再版，《钱锺书研究》的出版，都在“生平简表”里给提前一年。能提前，就能推后。《槐聚诗存》1994年就出版了，这块儿定为1995年。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的《槐聚诗存》也是1994年出版的，却给编排做1997年。
更有趣的是，张书1985年条下载《七缀集》出版，这个“生平简表”干脆“简”去1985年，安装到1984年条下。不仅1985年“简”掉了，而且1986、1987连续3年不着一字，好像时间遗忘了钱先生。1991年，钱锺书的大事应该是与《围城汇校本》打官司和《管锥编》第五册出版，然而这“生平简表”只一条，即拒绝拍摄“文化名人”，还是抄袭孔庆茂《钱锺书传》的！
编排问题也不老少。记叙文和杂感随笔混排一气，分类很不妥当。依时间次序排，却时常乱套。唁电大都以地址时间为题，可497、498页忽然标目“唁电”。附带说一句。新华社记者韩松《送别钱锺书》（《齐鲁晚报》1998年12月23日、《信息时报》1999年1月2日）记薛鸿时在火葬场说：“如果大家都知道，光海外来的，可能就会有上千吧？”可“海外来的”唁电却只有这“上千”分之一。遗嘱没有恳辞唁电，可也只有二三唁电来。
书中错字很多，如128页的“我因《围城》受到文字里”（“里”是“祸”之谬），栾贵明一会儿作乐贵明（246页）一会儿变栾贵民（453－8页）。这些不说，只讲一讲编者对钱锺书文字犯下的错误。
笔者觉得，凡刊布钱氏未刊稿，应附以原件景本，以防抄错和假冒。像371页的“来函释所言只落皮矣”，不知何谓。129页：“今后多病，更安土重覆”，不通！原件肯定是“今复多病，更安土重迁”。同函“未当力争上游”也不通，“当”是“尝”。178页“寄示大件”之“件”，到眼即知是“作”。307页“不敢方前……专颂迈安”，文理义理全不通，“前”是“命”、“迈”是“近”耳！“道及拙著”怎么会释成“秉及拙著”（370页）呢？“谓令人啼笑皆非”（372）之“谓”不通，想是“洵”字之误释。“不敢怠，尊赐也”，逗号似为“慢”字之假冒。“草此及附”想是“草此复谢”之谬。404页的“钟咸”该是“仲咸”。482页“调谐词要”，“要”准是“妥”的误会。
错得最离奇的是“灌婴先生并转琴翁、象、庚二抄同签”（469页），应该作：“冠英先生并转琴翁、象庚二妙同鉴”。余冠英、陈友琴、乔象锺、吴庚舜。学者冠英怎么冒用了古战将灌婴的姓名？“二妙”是钱先生品藻套语。同函的“所言多谬误，君当恕罪人”，“罪”是“醉”之谬；《谈艺录序》用过（“不醉多谬”）这句陶诗。“足微衡鉴之公明”之“微”肯定是“徵”之误字。如此这般，绝不是印刷错误，而是由于编者外行造成的。
（《一寸千思：忆钱锺书先生》，何辉、方天星编，辽海出版社，1999年4月第1版）
钱锺书先生，摄于1984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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